十七、十八世紀中日關系研究.pdf

1、明嘉靖年間，中日勘合貿易結束，中日政府間的外交關系也隨之結束。直到1871年清政府與日本明治政府簽訂《中日修好條規(guī)》，中國與日本才重新建立起正式外交關系。本文擬對十七、十八中日關系的演變過程進行具體的分析，并探討十七、十八世紀中日關系的成因。 明末清初是中日關系的轉型期，這之前，中日關系的主流是友好，這之后至1972年9月中日復交，期間經歷了甲午中日戰(zhàn)爭、日本侵華，中日關系的主流是敵對。而在十七、十八世紀期間中日兩國沒有建立起官

2、方外交關系，兩國之間關系有過緊張時期，但最終走上了平穩(wěn)。以史為鑒，研究十七、十八世紀中日雙方對外政策，探討中日官方關系的演變，分析日本長期處于明清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貢體系邊緣的原因，對于深入探究近代中日關系的淵源，促進中日兩國的和平友好交往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同時這一課題的研究也可填補學術界的研究空白。 全文共分五個部分。 “引言”簡要回顧學術界對十七、十八世紀中日關系的研究成果，明確本文的研究對象。簡要論述十七世紀前中日

3、關系的發(fā)展脈絡，明確十七、十八世紀中日關系的歷史背景。 第一章論述明末中日關系。第一節(jié)論述明政府在經濟上對日本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軍事上以日本為對象建立了以東北防御為重點的沿海防御體系，以及明政府對日本漂流民的處理政策，揭示明政府對日本外交政策。第二節(jié)論述德川家康時期日本回歸以明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努力。為了改變由于壬辰戰(zhàn)爭造成的日本外交孤立局面，德川家康著力恢復對明通交，重開勘合貿易，企圖作為完全成員回歸以明朝為中心的朝貢體

4、系。最終明日之間的官方外交關系沒有重新建立起來，日本游離于朝貢體系的邊緣。 第二章論述清前期中日關系的演變。第一節(jié)論述清收復臺灣前的中日關系，這一時期中日關系處于緊張期。滿清入關前后曾主動采取行動向日示好，但是日本出于華夷觀的偏見以及對滿清勢力的疑懼，沒有給與積極的響應。另一方面日本對于明清交替極為關注，在明亡清興后繼續(xù)與南明政權保持著聯(lián)系，支持南明的反清活動，向其提供軍事物資，甚至直接出兵應援南明。三藩叛亂時期，日本一如既往地

5、向三藩和臺灣提供支援。第二節(jié)論述清政府收復臺灣后到雍正時期的中日關系，這一時期中日關系處于曲折發(fā)展時期。清政府曾經主動提出與日本建立以貿易為中心的官方往來，日本拒絕。雍正時期中日關系又一度緊張，但曲折中也有所發(fā)展。第三節(jié)論述乾隆時期的中日關系，這一時期中日關系進入平穩(wěn)發(fā)展期。中日關系是基于日本方面應付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中國方面應付日本政治形勢的變化而展開的。漂流民的送還是中日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論述漂流民送還問題，揭示中日關系的演

6、變。 第三章從歷史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思想文化因素等方面探討十七、十八世紀中日關系的成因。從歷史方面來說，由于倭寇及壬辰戰(zhàn)爭的影響，中國方面對日本心存疑忌，這在十七世紀初期的明政府方面表現(xiàn)極為突出。受元代蒙古軍侵日的影響，同樣是由“夷狄”建立的清政權的出現(xiàn)使得日本對清政權產生疑懼。政治方面，明末清初中國的國內事務是統(tǒng)治者最迫切解決的問題，耗費了對外交往的精力。日本德川幕府時期，幕府將軍權力達到頂峰，為了強本抑末及禁教，實行

7、鎖國政策。經濟方面，由于長崎貿易、東南亞貿易以及外國的中介貿易使得中日政府在朝貢關系沒有建立的情況下能夠獲得所需物品。思想文化因素，中國方面受“華夷思想”的影響，對外交往只能采取朝貢的體制，另一方面對其他國家加入朝貢體系采取的是“不治主義”的政策。江戶時代是日本民族文化發(fā)展的高峰期，神國思想的發(fā)展膨脹了日本自我尊大的意識，蘭學尤其是地球學說的傳播對華夷思想形成了嚴重的挑戰(zhàn)。 “結語”部分包括三個方面，一論述日本在十七、十八世紀并